有的教材编写和教学实施偏重于西方法学理论，缺乏鉴别批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不够深入。

按照代议机构自治的一般原理，国外或境外的监察机构一般不把代议机构的议员纳入监察范围，但由于中国5级人大代表绝大多数都是兼职人大代表，如果一刀切地将人大代表排除出监察范围，会使监察范围出现一个大的缺口。第一、监察的对象除了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到底还包括那些人员？按照对监察法的整全解释，笔者认为从理论的逻辑而言，每个中国公民甚至外国人都可能成为监察对象。

因为上述问题有些或许本来无解，有些问题只能在实践中进一步展开后，才能找到应对的方案。该规定也拓宽了监察的对象范围。但监察法第9条却仅规定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相同，并没有规定相应的连选连任限制。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监察法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这是一种富有深意的制度竞赛安排。

，但由于监察法并未明确规定监察机关的办案期限，因此如何使监察机关对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的财产限制保持在适当限度内，符合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也需要细化的法律规定。这会导致逻辑上可能出现，具有很高等级级别的监察机关办理的案件，最后只是交由基层检察院提起公诉，由基层法院来进行刑事审判。按照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种监督更侧重于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即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更注重对事进行监督。

通过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强化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导，使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机构结合，促进监督体制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改革后的监察委员会将不再隶属于一级人民政府，而是经由人大产生的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平行的国家机关，对公职人员实行统一监督，从而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的统一。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后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将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有机统一，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此外，监察法草案还为监察机关设计了一系列过程性的自我监督流程，如相关措施的审批机制、录音录像等全程留痕的监督系统等。

监察法草案规定上下级监察委员会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三是明确监察机关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机制。

从坚持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理念出发，监察法草案规定了对监察机关及监察人员的监督机制，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对监察活动进行规范和约束，通过立法方式保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有机统一，将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不断提高党和国家的监督效能。然而，反腐败的力量和资源分散在不同领域和系统，反腐工作效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系统的反腐力度、成效前所未有，党内监督得到迅速强化和扩展。监察机关应当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党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上级党委和上级纪委通过垂直领导体制进行的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机关的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作者：马怀德，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进入专题： 反腐败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监察机关作为党统一领导下行使反腐败职能的国家机关，其党员身份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自然应当接受党的监督。

监察机关所行使的监察权，与检察机关所行使的法律监督权二者并不冲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委员会与同级纪委级别相当，功能各有侧重，通过合署办公这一机制可有效提高反腐效能。

所以在人大的监督与上级监察委的领导之间应当有一个协调。制定监察法，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旨在实现党的监督和国家监督的有机统一、协调匹配。

草案规定了监察人员的回避、脱密期管理和对监察人员辞职、退休后从业限制等制度，规定了对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当行为的申诉和责任追究制度。而监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则更注重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即对人的监督。上级监察委员会对下级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应当主要包括人、财、物方面的领导以及依照监察法及相关法律需要进行具体工作事务上的领导。四是明确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从机构性质上看，监察委员会准确的法律定位就是专司监察职能的国家机关其在塑造理性化守法观念的同时，将展现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无分民族、宗教，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最低限度的规则，反之无论何种宗教、民族，只要实施了分裂破坏的行为，都将按照法律规定给予公正的制裁，消除因为民族特权、歧视而产生的误解与隔阂。

法治所达致的民族共识，以各民族共同发展与国家法治建设之正向互促关系为指针，一方面抓住民族利益实质平等的关键要害，克服所谓反向歧视错误认识的限制，依凭实质法治路径，有效落实和增进民族平等与民族繁荣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可以通过对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体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的确认和释放，获得认同与支持，成为受到各民族成员广泛接受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资源整合机制。

形式意义上的平等只是确保了权益分配领域的机会平等，而没有真正关切到，在机会面前抓住机会的竞争能力以及在具备这种竞争能力之后实际上因竞争而得到的资源。[7]龚廷泰：《法治文化的认同：概念、意义、机理与路径》，《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4期。

因为少数民族权利的特殊保护绝非是以一种超越于法治之外的特权形式加以保护，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权利保护仍是通过正当程序经过民主的协商、博弈、妥协之后所达成的结果，然后再以制度化的形式将这种结果加以固化。国家和社会治理方略上的法治化取向的确立，本身就要求我们更多地从法治思维来看待民族事务治理问题。

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在民族关系领域生发出新的离心力量，宽松、缓和的国际环境和频繁、紧密的国际往来也为境外反华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恐怖组织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捍卫国家安全，打击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暴恐势力必然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这些无疑是我们今天把握国内民族问题所必须面对的。法治作为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方式，旨在良法善治的前提下，引领整个民族群体过一种理性的生活方式。不仅通过司法来处理好国家法与民间法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彰显出民族地方司法的特质与多样性。此外，在民族地区也要发挥司法个案的示范效应。

含有一定容忍度的法治，既不盲目鼓励某一类民族行为的扩张，也不冒然对某一类民族行为进行打击，但强调各民族自身文化、风俗、宗教信仰中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容，允许那些不与宪法法律相冲突的民族文化与行为方式的存在。这就要求我们要对各民族经济的形态、结构、规模、所依赖的自然社会条件以及传统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特点，等等客观情况详细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彼此区别而各有其针对性的制度安排。

民族法律关系的内容来自于民族交往过程中所面对的利益划分与纠纷解决，因此必须落实少数民族成员作为现代国家公民所应当享有的法定的权利与自由，应当将国民权利一体保障作为解决民族问题、推动少数民族发展的基本方面。就民族地区法治文化的推行来说，法治政府的构建将起到不可替代的表率作用，政府行政必须遵循法治轨道，通过法律制度规范政府权力的运行，并要求政府以法治方式治理民族地区事务。

这样一来，政治层面上同质的公民身份不仅得以存在，而且亦包容了社会文化层面上各民族既有的特质与多样性。发展是硬道理，少数民族的发展与理想民族关系的构建，都离不开各数民族自身经济形态的市场转型。

以至于有学者呼喊，中国现在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方面存在的最为急迫的问题，不在于没有法律规定，而在于法律规范的具体化、现实化和执行问题。在这样一个少数民族权利特殊保护与一般意义下公民权利一体保护双重维度的特殊语境下，不仅极力满足了少数民族对于日益增长的权利需求，兼顾了少数民族权利的民族性与国家性。由于教育、经济、语言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在同汉民族进行市场化竞争时，往往由于竞争力的悬殊而处于劣势地位，这种劣势地位虽然不是形式平等造成的，却常常会演化为一种变相形式意义上的族群歧视，如果矛盾升级，甚至会导致社会持续的不稳定。不同层面上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可以以一种和谐的状态在法治框架下得以显现。

实际上，任何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政府都负有合理平衡国内各民族的民族利益、保障各民族平等发展的义务，民族利益的大小、民族发展的好坏，都直接取决于该国政府所奉行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制，从而民族权益的分配与保障都首先是一个制度产物。要坚持民族平等原则，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必须在以往注重形式平等的基础上向实质平等的层面倾斜。

并且，这种国家认同之下的公民身份塑造在客观上对民族与之所属的自然共同体形成了一定程度上抽象分离，这种分离在弱化民族极端认同的同时，也在促使民族个体理性对待其所属族群的情感。打破民族所处的不利地位，促使其以更加公平、公正的身份参与社会竞争和公共生活的体验。

民族问题上单纯的形式平等其是不公平的，也是进一步拉大民族差距、激化民族矛盾的一个基本原因。同样，少数民族发展的现代化困境本身亦需要法治建设为其提供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和制度保障。